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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所谓命运，在命理学上来讲，两个字实际上是分开的。

    它有两重含义，一是命，指先天所赋的定数。二曰运，指人生各阶段的穷通变化。

    说白了命乃是人们常说的“天意”，是人力所无法左右的。但是运就不同了，它代表着后天主观改变的机会和希望。

    可从实际上出发，人们往往会发现，这两个字并不是那么好区分的，十分容易混淆。

    因为人和人是相互影响、相互作用的，如果再考虑人的主观与被动，发生过的历史和国运大势，就更难分清到底什么是命，什么是运。

    所以最能准确归纳出人生无穷变化的，其实是另外两个字，那就是“因果”。它的区分方式也很简单，只看时间概念。

    过去发生的一切永远是今天的因，而明天永远是今天的果。

    种瓜得瓜种豆得豆，人间的全部大事小情，不外乎如是。

    以1981年7月18日这一天来说，“伟人”在人民大会堂“福建厅”，会见香港《明报》社的创办人和社长金庸这件事，也是一样的道理。

    这次会面并非平白无故。其实早在1973年3月，当金庸小说在内地尚为禁书之时，“伟人”就已经托人从境外买了一套。

    从此他每天睡前都要看上几页。不但爱不释手，借此放松精神，而且还能从书中人物的命运联想到自身。

    而金庸本人不但是位坚决拥护两岸和平统一的爱国者，也一直在《明报》执笔写社论，为“伟人”打抱不平，强烈抨击“运动”的种种悖逆之处。

    特别改革开放之后，“伟人”主张大力推动经济建设的主张，更是得到了金庸的极大拥护。

    他不但在《明报》上公开给予舆论支持。私下里也多次感慨，说最想见的就是“伟人”。还说一直佩服“伟人”的风骨。只有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，才是英雄人物。

    于是一位饱经忧患、三落三起的国家领导人，与一位写了二十多年社论的政论家，在彼此神交已久之后，在双方共同的努力之下，才终得以于今日相逢。

    当晚，国家华视电视台在《新闻联播》中播放了两人会谈的消息，港澳及世界各地的新闻媒介纷纷予以报道，轰动一时。

    此后，恰恰源自这次会面，金庸的小说才会在内地“开禁”，和我们内地读者见面。

    而一经进入金庸笔下描绘的武侠世界，人们简直就像发现了一座巨大的精神享受宝藏，再不愿离去，深深沉醉于其中。

    在这个年代，金庸武侠小说不但一直都是洛阳纸贵，长盛不衰的畅销书。它的影响力也扩展到了任何一个有华人的地方，完全超越了同时代全部的通俗读物，

    他用笔下的人物和奇幻世界，照亮了不知多少人的想象空间，为无数青年人纵横捭阖的梦想，提供了一份难得的精神寄托。

    说起来很有意思的是，恰恰就在“伟人”和金庸会见的这一天。恰恰就在距离人民大会堂不足两公里的地方。洪衍武竟先于众多未来的“金庸迷”们，发现了一个更庞大、更神奇的物质宝藏。

    这件事虽然是巧合，却显然包含着命与运的哲理，同样是体现历史性因果关系的明证。

    到底怎么回事呢？

    这件事说来话长，起始仅仅源自于一次平常的出游。

    敢情第二天就是周日了。因为昨天刚下过雨，7月18日这天是难得的好天儿，小风徐徐，二十七八度，不怎么热。

    所以下班之后带着水晓影回家的路上，洪衍武一琢磨，干脆下午出去玩玩吧，这个暑假没怎么带洪钧去游泳，这小子都有意见了。

    而且就便，还可以把西院的水晓影，东院儿的玲儿也带去。这么着，他跟水婶儿和丁婶儿打了声儿招呼，和陈力泉带上仨孩子就奔北海了。

    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，别看连吃带玩儿的还划了会儿船，可没怎么有感觉，时间就到五六点钟了。

    这样尽管到了该回家的时候，可仨孩子没过够瘾，还都舍不得回去呢。特别是水晓影，坐在洪衍武自行车上没完没了的闹，给买雪糕都不顶用。

    半路上洪衍武实在有点弄不了，只能妥协，就说，“要不咱们去筒子河边上再玩一会儿得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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