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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陆巍医生超指南治疗的方案是否合理，是“肿瘤门”事件的焦点之一。在肿瘤诊疗的过程中，到底能不能使用超出指南的方法？

    实际上，就在国家卫健委公布“肿瘤门”部分调查结果的同场新闻发布会上，国家癌症中心主任赫捷已经谈到了这个问题：“基于目前比较有限的医学证据所制定的诊疗共识、指南，甚至是标准，不太能够跟得上医学的发展……应该基于较为充分的临床证据给患者一些超适应证，或者是超指南的治疗。”

    赫捷同时还是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指南的主编，而cs指南每年一更新，是中国肿瘤医生能够运用最权威、最先进的诊疗手册。作为判断肿瘤诊疗是否规范的“金标准”，指南的滞后性在业内却是共识，这一矛盾从何而来，又该如何化解？

    800位顶级专家，每年一更新，

    仍无法满足诊疗需求

    国家卫健委公布“肿瘤门”部分调查结果的前几日，国内一年一度的肿瘤界盛事——中国临床肿瘤学会指南大会在北京召开。大会召开的前一日，cs监事长、哈尔滨血液病肿瘤研究所所长马军接受媒体访问的文章发布，引起业内热议。

    马军在文章中提到，综合考虑现代医学在肿瘤治疗领域的未知程度和临床科研需要，建议超适应证和超范围治疗在国内的一些具备科研能力、承担定向课题的大型医院才可以开展，而地市级以下医院应该遵循基本规范化的治疗原则。

    大会召开第二日，文章被删除。

    众所周知，肿瘤诊疗指南历来具有一定滞后性，连号称在国内较为超前的cs也不例外，超指南方法在肿瘤诊疗中并不少见。此次大会的主题又是指南更新，于是，指南的先进性与滞后性，成为医生们私下讨论的话题之一。

    “假如说你完全按照指南去治疗，很多患者可能在身体状况很好、还有治疗机会的时候你就得停下来了，岂不是对患者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绝望的事情？”大会间隙，北京某三甲医院的一位肿瘤科医生向“医学界”表示，“如果达不到指南推荐的高度，我们就会考虑其他比较强烈的循证医学证据。”

    在世界范围内，被称为“全球肿瘤治疗圣经”的是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出版的指南。而cs指南在5年前出世之时就被当作是nn指南的本土改良版，“具备了中国证据，兼顾药物可及性”。过去5年，超过800位国内顶级肿瘤学专家参与了指南编写，致力于打造中国肿瘤治疗的“口袋书”“风向标”。

    与业内负面话题形成对比的是，本届cs指南更新被报道为“大丰收的一年”，除了23部已有指南全部更新外，还新出版了10个病种的指南。无论业内发生的事件和争议如何，cs指南仍与它首次出版时一样被寄予厚望，是“规范化治疗的有利抓手”。

    矛盾的是，正如本文开头赫捷所说，现有指南目前无法跟上医学的发展。cs每年更新，为何有时仍无法满足诊疗需求？

    先前落人一步，又赶上“新药爆发的时代”

    实际上，cs指南在制定时，已将不同层级的各类证据囊括在内，分为五种：高水平的1a、1b类证据；稍低水平的2a、2b类证据；较低水平的3类证据。

    其中，1a、1b类证据都是基于严谨的分析和大型随机对照临床研究，专家支持率分别为超过80和60～80；2a、2b类证据是来源于一般质量的分析、小型随机对照研究、设计良好的大型回顾性研究、病例对照研究，专家支持率同为超过80及60～80；3类证据多来自非对照的单臂临床研究、病例报告、专家观点，这类证据专家无共识且争议大，支持意见小于60。

    对于指南的作用，上海交通大学附属胸科医院肿瘤科主任医师陆舜在2019年肿瘤免疫治疗高峰论坛上将其比喻为gps地图，“它能告诉我们从北京开车到上海有哪些路线，哪些是捷径，哪些是弯路，哪些是死路。”

    然而，正如赫捷所说，“癌症患者个体差异是很明显的，治疗也是很复杂的”，到了后线治疗或遇罕见病例，指南列举的几种治疗方案可能皆无法满足诊治需求。并且，近年时值马军言谓的“肿瘤新药爆发的年代”，世界范围内相关研究动辄数月内就有重大突破进展，运用新证据自主选择新方案，成为相当一部分肿瘤医生的选择。

    ——很明显，每个患者个体的“路况”不同，且肿瘤诊疗手段的“公路”又在飞速建设中，一年一更新的“地图”常常会有不够用的时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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