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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周游通过陆文夫传达的叫屈的回话，肯定安慰不了李远湖。

    爱达与ti的联合声明一下子挠中媒体的痒处，也挠中李远湖的不痛不痒处。

    专业媒体关心爱达集团与ti接下来的合作项目，财经及公众媒体则关心陈信生转任爱达集团的薪酬，李远湖则担心那个少年起了性子将锦湖总部迁到北京去。

    国人不习惯谈论政治，关注的焦点自然就落在赚钱上面，似乎还找不到一个民族更将赚钱当成事业的。

    九十年代，职业经理人的概念在国内还刚刚兴起没有多久，世界五百强的企业在国内的经理人，无疑是这个新兴阶层的王者。

    根据公开的资料，陈信生在ti任职中国区总裁五年任期内的总薪酬约四千万，平均每年薪酬高达八百万之巨。虽然没有公开的资料，但是媒体都坚信，陈信生提前结束在ti的任期转嫁爱达，每年所能获得的薪酬势必不会低于八百万。

    九十年初期，浙江一家民营企业以五十万年薪聘请一名销售总监，媒体哄炒，这名经理人被喻为打工皇帝而风靡大江南北。虽然之后百万高薪屡见不鲜，但是千万巨薪无疑还是国内首次，所引起的哄动自然是不容置疑的。

    那个年代，国内新闻媒体对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报道都比较谨慎，受到限制很大，但对外资与民营企业的报道就比较随便，好不容易抓到一个新闻热点，就跟吃了兴奋剂似的。

    当时国内分配制度的主流思想还是按劳分配，九七年的一千万差不多是两千人平均工资的总和，难道一个人所发挥的作用真的能抵得上两千人？许多人心里难免有这样的疑问。

    媒体除了连篇累牍的报道，还就此展开大辩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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