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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孙小依说：“这真是很幸运，我们赶紧将这个结果告诉伊恩，他高兴得嘴都合不拢。这是我们一辈子很兴奋的一个时刻，不经意间实现了这个突破。”

    病毒学家都知道这个病毒样颗粒的重要性：这个颗粒是个空壳，里面没有病毒DNA内核，所以没有感染性，但外壳上有很多抗原，进入身体后就会刺激免疫系统而产生抗体，因此它本身就是一个疫苗。

    他们就用这个HPV病毒样颗粒作动物试验，动物体内出现了免疫反应。弗雷泽和周健将这一成果发表在1991年第185期的《病毒学》期刊上。1991年6月，昆士兰大学为这项发明成果申请了专利。当年7月，两人在美国西雅图举行的**状病毒国际会议上报告了这项成果。动物试验成功之后，开始转入人体临床试验。

    英年早逝

    当临床试验做到一个阶段时，昆士兰大学已无力支付昂贵的科研费用，就将部分专利卖给澳大利亚一家生物技术公司CSL，由该公司接着做。但几年后又支撑不下去了，因为这阶段在全世界很多国家做临床试验，需要更多的经费，于是部分专利又卖给了实力更雄厚的美国默克制药公司。

    孙小依说：“在每一次疫苗专利买卖过程中，这些公司都要给昆大一笔数目很大的基金来继续作研究，我们实验室又拿到更多的经费，又能做更多的实验，所以这是一个正向循环，这是很激动人心的事。”

    在弗雷泽的鼓励下，周健在作研究的同时也在攻读昆士兰大学的医学博士学位。1994年，一位德国教授在美国芝加哥Loyola医科大学成立了一个新的HPV研究室，周健又去挑战，他说：“人要不断流动，学习新的知识，武装自己。”在芝加哥，周健有了自己的博士生和博士后，他鼓励孙小依去参加芝加哥眼科资格考试，孙小依因此回到眼科临床。

    1996年，昆士兰大学给周健提供了一个更高的职位，他带着家人又回到了澳大利亚，建立了自己的实验室。1998年，他获得3项澳大利亚国家健康与医疗委员会(NHMRC)的经费，加上公司回馈作疫苗研究的经费，成为当时昆士兰大学历史上在一年内申请到NHMRC经费最多的一位研究人员。

    宫颈癌疫苗的临床试验还在世界各地进行。每年3月，周健都回到温州医学院看在那里进行的临床试验。1999年的3月也不例外，但没有人会想到，这竟成了一次没有归途的旅程。

    “周健的身体一直很好，出国十来年没有请过一天病假，他的勤奋是有目共睹的，他经常一周工作7天，日夜操劳。1999年2月，他整天坐在那里写基金申请书，写完后说‘我怎么这么累啊？’”孙小依说，“我就劝他休息，3月份就不要到温州了。但他坚持要去。”

    1999年3月8日晚，刚到杭州不久的周健还给家里打电话，儿子在电话里说：“爸爸，这次回来你给我买什么礼物？给我买一个最新的lego(垒高拼装玩具)吧!”周健说：“没问题，我肯定给你买回来。”孙小依对儿子说：“爸爸太累了，让他早点休息。”

    3月9日，周健因为感染性休克病重。3月10日，当孙小依带着周健的母亲和儿子从澳大利亚赶到杭州时，他却永远闭上了眼睛。8年后，孙小依还是悲痛难抑：“太突然了，至今都很难相信他真的离开我走了，很难接受。”

    “四海之水难书痛情”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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